考古学家安金槐

发布时间：2016-05-04 10:30:00 点击：1167

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办公楼里，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位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他在办公室里不知疲倦地伏案工作着，无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都是如此。这位老先生就是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安金槐。

安金槐先生1921年9月出生于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安庙村。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5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踏上了考古这条漫长而艰苦的路。对于考古，那时的他是个门外汉，好在历史与考古算是近亲，有着历史知识的他，就这样搞起了考古。

参加工作不久，毛主席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河南开始治理淮河，动工兴建板桥水库。当时的省文管会只有七八个人，大家都不懂考古，瘸子里面挑将军，领导让他作配合板桥水库考古发掘的负责人，带上几个人上了水库工地。水库指挥部把他们当成考古专家，看见他们来到，十分热情。可是，他这个“专家”心里却直发毛，因为自己既缺乏考古的理论知识，更缺乏考古的实际工作经验。不会挖墓，也不知道墓还有墓道，更不知道发掘遗址还要开探方，也不认识器物。无奈之下，只好把暴露出来的墓挖开，把里面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记录绘图就算了事。挖遗址地层也不清楚，只是见到东西就拣出来。安金槐的考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1952年，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全国考古训练班。安金槐作为第一期学员到北京参加学习。这一下，他真是开了眼界，长了知识，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考古的理论和技术，学会了发掘遗址、开探方和分地层，认识了各时代的不少器物。用他的话说：“真是如鱼得水“。在北京学习期间，他还买了一些考古书籍。他的考古根基就这样扎下了。谁知后来干考古还真上了瘾，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要说开始干考古时，他想得很简单。一是想起了革命战争时代，好多人提着头干革命，流血牺牲，那时他在上大学，大学毕业还进了省直机关工作，他觉得这很幸运，只能好好干；二是他学的是历史，虽然考古与历史的关系很近，但必竟是个新行当，对考古很有兴趣；三是工作没多久，领导就让他负责一方面的工作，这说明领导对自己很信任。就是这些朴素而纯真的思想，成了他勇于向前的动力。

1953年，他由开封来到郑州。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成立，他当了组长。翌年，文物工作组改为河南省文物队第一队，他是主抓业务的副队长。在建组和建队的工作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曲。

那是1953年秋天，国家文物局领导到郑州视察二作。安金槐陪领导看了文物组破旧的办公室和露天席棚的文物仓库后，请领导给予支持，拨点钱盖房子。国家文物局领导设法拨来四万元，1954年冬天，国家文物局领导由陕西返回途中，又到郑州视察，看到所建仓库已堆满文物，遂决定再拨四万元修建费，但这钱并不是好花的。原来这笔钱是批给外省建房用的，因临近年终，无法开工，钱花不出去。过了年用又不行，只好将钱转到郑州。距年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把文物库房建起来，困难实在不小。接到这笔款项后，安金槐当下带人四处奔走，购买砖瓦、砂石、白灰、木料和油毛毡等建筑材料。同时，赶紧找有关部门，办理各种手续，联系施工单位。隆冬季节，建房开工了，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和速度，他就住在工地里，随时解决问题。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单位的基本建设上，自己家里有什么事，他不去想，也不去管。就这样，一幢较大的文物仓库和一幢二层办公楼盖起来了。

郑州商城的发现和瞰都说的提出，是安金槐勇于探索的一次很好体现。1953年，他主持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一开始挖的是郑州二里岗遗址。第二年，发现了商代的铸铜和制陶遗址。这些发现使他感到郑州商代遗址可能不一般。因为铸铜遗址不是一处，而是二处，只有大奴隶主住的地方才会是这样的。他怀疑郑州会不会是商代的城址。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得出的认识是郑州有可能是商王仲丁的隞都。在1954年编写的《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时，他将这一想法写进结语中。1959年这本书出版时，他的郑州隞都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1956年安金槐在配合黄委会在郑州白家庄西一带铺设地下水管道工程中，幸运之神难得的降临，竟有幸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只是开始时并未识破夯土的真面目。他初以为是大墓的填土，沿着其走向追了几十米还不到边，显然已超出了墓的范围。他又怀疑是堤坝，但看看黄河离郑州尚远，查查也没有黄河临近郑州的记载，河堤的可能好象也不大。会不会是城墙呢?他把想法告诉了正在郑州视察的一位前辈考古学家。这位前辈摇头否定了他的假设，并认为这可能是堤坝。

安金槐尊重这位前辈，却对他的看法产生怀疑。为了找到新的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他组织发掘力量，以白家庄附近的夯土为起点，沿着走向追踪钻探，白天他守在工地上一千就是一天。晚上回到办公室便及时整理一天的收获，并把它标到工作平面图上。渐渐地经钻探出来的夯土围成一个长方形，在其周围分布着铸铜、制骨和制陶作坊遗址。夯土里的包含物都是商代的，这应该是商的城墙，他脑子里时时萦绕着这样的闪念。又经过了几年的发掘工作，1961年，他发表《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的论文。

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有一些学者同意安金槐的观点，北京大学的《商周考古》讲义也收入了郑州商城的资料。可是也有一些学者持怀疑的态度，理由是：比郑州商代遗址晚的安阳殷墟尚未发现城墙，早于殷墟的郑州商代遗址何以会有城墙?这就是说商代后期都没有城墙，商代前期也不可能有城墙。郑州商城就这样被“逻辑”的否定了。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用事实来说话的。双方讨论你来我往，热烈而火爆。不久，十年文革开始了，原本关于郑州商城的讨论是会继续进行下去的，可是，文革中安金槐被戴上了单纯业务观点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了牛棚。那时的学术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讨论就此偃旗息鼓。

1971年，全国出土文物展览要到国外去展出。有人提出展览中可在郑州出土文物示意图上画出商城，这就引起了很大争议。赞成的人一如既往，怀疑的人也未改初衷，反对者的言辞有时还十分激烈。争论双方各执己见，最后把郑州文物分布图也取消了。那时安金槐仍相信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1972年春，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同志找来安金槐问：“郑州商城靠得住吗?”“由你主持再发掘看看。”安金槐看到这位领导严肃的面孔，意识到关于郑州商城的争论还要延续下去。

回到郑州，他组织文物队的同志，于1972年秋又对在郑州的城墙进行全面复查钻探，并开了三条探沟进行发掘，继之又在郑州商城内开始了寻找商代宫殿遗址的钻探与试掘。每天，他骑着自行车，跑遍每一个工地。从发掘工地得到信息，使他兴奋不奋不已。宫殿遗址在城墙内找到了；探沟里的地层堆积表明，夯土城墙的建筑年代不晚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下层，又不早于被城墙叠压着的龙山文化层和二里头文化层。从而确认城墙的年代为商代前期无疑。这就是说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前期的。

然而正当他沉浸在考古收获的喜悦之泪时，病魔悄悄地靠近了他。一天，在挖郑州商城南城墙时，地层叠压关系较为难分，于是每天吃完饭，他就泡在工地上，用手铲刮刮看看，再刮刮看看，仔细观察着、分辨着。第三天地层终于分清了。当他直起身刚想喘口气，忽然间一阵晕眩，眼前一片模糊，啥都看不清了。同志们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经初步诊断为脑瘤，组织上决定立即送他到北京治疗。临走时，他想可能回不来了。当同志们用架子车拉他到医院办理赴京证明时，他非让人拉着他到正在发掘中的宫殿遗址去看一眼，看看那里发现的夯土是不是商代的宫殿基址。

他爱人哭着说：“你都病成这样了，还要去?”可是他放心不下，还是去了。考古，他所挚爱的工作，是那样的让他牵肠挂肚，难舍难分。

到了北京，经医生检查，排除了患脑瘤的可能，医生认为他工作时精神太集中，用脑过度，导致眼底视乳头高度水肿。有了这个结论，他不等病痊愈，就匆匆赶回郑州，又出现在发掘工地上。

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这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1—2米的商代城市遗址被发掘了出来，罩在郑州商城上的纱幕，被安金槐揭开了。郑州商城的存在已得到考古学界的公认。 I

有关郑州商城性质的讨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也许还将持续下去。但是郑州商城的发现，开创了商代城市研究的先河，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商城。1983年，发现了偃师尸乡沟商城。1992年，辉县孟庄发现殷墟时期的商城。郑州商城的发现，在安金槐的考古生涯中，划上了鲜亮的一笔。

安金槐喜欢摆弄出土器物是出了名的。要说摸器物、粘对器物是搞考古的基本功。可是要想从中发现问题，却要有点真功夫。50年代末，他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偶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仔细看看，不象是陶器，是什么？一时说不准，暂时就叫成釉陶。一次，他在密县陶瓷厂参观，发现烧成的瓷盆都是绿釉，捡起摔坏的瓷盆片一看，胎是灰白色的，一问才知道是用瓷土烧的，绿釉的釉药也是当地产的，爱琢磨的他，回到郑州，又反复观察商代釉陶，发现胎质也是灰白色的，釉也是绿色的，胎质很坚硬。他把釉陶片送到陶瓷厂做化验，证明胎质是瓷土的。这时他才惊喜地意识到，这是瓷器，不是陶器，商代就有了瓷器！

1960年，他写了一篇《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投给一家大杂志。这篇文章经陶瓷界的专家审阅后，认为不能成立，被退了回来。后几经周折，文章才在《文物》上发表。争论也由此开始。因为这一观点的提出，将中国陶瓷的起源由一般认为的东汉，一下子提早到了商代，上溯了3千余年，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争论在所难免，一些学者，包括一些陶瓷界的权威都反对这个观点。商代瓷器说的争论，因与郑州商城的讨论有着同样的原因，一时间被搁置起来了。

1975年，在北京召开的编写《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会议上，安金槐的商代瓷器说成了众矢之的。时隔二年，还是在京城讨论编写《中国陶瓷史》的会议上，他因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未能到会。由一位参加会的同志捎去的他的《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的论文，依然受到不少人的批评和反对。有趣的是，《考古》杂志却拿走了这篇文章，并于1978年发表。峰回路转,1978年，在浙江召开的一次编写《中国陶瓷史》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专家学者终于对我国瓷器的起源问题形成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即瓷器起源于商代，到了东汉才臻于成熟，从商周到东汉是瓷器的过渡阶段，应称为“原始瓷器”。这些都是安金槐那篇文章中的主要内容。这次会议以后，确定他为《中国陶瓷史》的主编之—，负责“夏商周春秋时期的陶瓷”一章的撰写。就这样，商代以及西周的原始瓷器被首次载人1981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安金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又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原始瓷器的发现，也许是偶然的，但在这偶然中却包含着必然。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努力实践，或许是这必然结果的答案。

在学术问题上，与安金槐学术观点相左的人大多是学术界的前辈和著名专家。可是，他从不与人争论，只是摆自己的材料，谈自己的认识，用扎实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在日常交往中，与这些同仁也相处很好，先生们来郑州，他都热情接待，一点也看不出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这种精神和境界正是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由此他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与钦佩。

谈起文革中，安金槐虽然长期担任着省文物队的业务副队长，而因种种原因，干得并不怎么舒心。他的所谓单纯业务观点，几乎是经常要挨批的。尽管他受到了一些冲击和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党仍是忠心耿耿，真心实意地跟着党走，他坚信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只有把个人对文物考古事业的热爱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才能有所作为。一定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在业务上，他很钻，工作中很勤奋，可思想上却有些压抑。但是，他把考古工作看成是党的工作，从工作中获取力量，也得到了无穷的欢乐。这是他的精神支柱，更是他的精神寄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给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祖国大地到处呈现出蓬蓬勃勃的生机。面对这一切，安金槐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他以知天命的年纪，满怀激情地迎接自己生命——事业的又一个春天。

还在郑州商城发掘取得收获的时候，安金槐就已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夏文化。什么是夏文化?夏文化在哪里?这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50年代末期，曾有北京的学者在豫西的几个县搞过调查。他们所依据的线索，就是文献上不多的记载。文献上有“夏居阳城，崇高所近”(崇高即嵩山)或“禹居阳城’’甚或“禹都阳城”的记载。阳城在哪儿?有的文献认为就在颍川(登封县东南)，或说“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又说其附近“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这些与夏有关的古代阳城地望的记载，基本上与登封县告成镇一带的地理环境相吻合。安金槐就凭着这有限的文献和原来不多的工作，以极大的勇气和深邃的眼力，把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放到了登封。

1975年，安金槐率考古队在登封告成八方村一带开始了发掘。工作开展之初并不顺利，在八方村只发现商代的遗存，比它早的东西没有。一时间受到一些非议和责难。有人说：“老安当了商代专家，还想当夏代专家”。 可是他这个人天生就不信邪，认准的事，越是困难越要上。只要是为了工作，压力可以变成动力。上级领导和同志也在他碰到困难时，给予他有力支持，这更坚定了他在登封工作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正当在八方村的考古工作陷入窘境时，他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当地老乡说：“你们怎么不到王城岗上去挖挖，那儿过去出过东西”o王城岗位于告成镇以西，是颍河与五渡河交汇处的一大块高岗地。不管有没有东西，他都觉得应该去试试，因为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条可能有价值的线索。

很快他就安排几个人到王城岗上搞探。没过几天就探出夯土。他高兴的不得了，当即叫人挖开看看。好多人说这不是夯土，是垫土。他却认为是夯土。夜里，他兴奋得睡不着，一直念叨着夯土，又由夯土联想到会不会是夏代的阳城?就这样，一直折腾到天明。

这天，他把考古队的同志都带到王城岗。他首先跳到探沟内寻找夯土的边沿，夯土的东西两侧边都找到了，夯窝也清晰可见，从沟的剖面呈现出夯土墙基的形状为倒梯形。这很可能是城墙的夯土基础槽，他这样想。为了证明他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顺着已见到的夯土向南追去，隔5米、隔10米开条探沟，在这些探沟中都发现有夯土，而且夯土继续向南延伸，应该是城墙的夯土。

随着工作的进展，西城墙找到了，南城墙弄清楚了，北城墙也发现了。让人惊奇的是，在发现东城墙的同时，发现由东墙南端向东拐出一个弯，并向东延长。总算搞清楚了，原来是两座东西并列的城址，可惜的是东城的大部分被五渡河冲毁了，而西城的北侧也被山洪冲坏。从夯土城墙的地层叠压和包含物可以断定，这是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现存面积尚有1万多平方米。

在王城岗发掘最紧张的日日夜夜，安金槐白天忙在工地，晚上还要整理资料，思考问题。他太累了。一次，他由登封工地返回郑州向单位汇报工作。汇报完，他顾不上好好休息一下，就匆匆赶回登封。谁知刚到告成工作站没多久，突然间身体的左半部全都不听使唤，胳膊和腿脚都动弹不得，一下子半身不遂。这是脑动脉硬化引起的，更是劳累所致。身边的同志急得不行，赶紧扶着他活动，又急着给单位打电话，说安金槐病了。过了好半天，他才慢慢缓过点劲来。

第二天．单位领导闻信赶来，到了工作站却看不到安金槐的身影，一问才知道，他稍感好些，就让人陪着他下工地了。领导见到他，非要他回郑州检查治疗。可他放心不下正在大规模开展工作的考古工地，说什么也不肯走，只是对领导说，不要将他有病的事告诉家里人，免得家人着急。

告成考古的重要发现接连不断，在王城港古城内的发现有夯土建筑的遗迹，还发现有埋人骨的奠基坑，出土有铜容器的残片。更让人兴奋的还有在距王城岗古城东边约1公里的地方．一座春秋战国时代的古城被发现了，从城内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有“阳城”的字样。这座春秋战国阳城的发现和确认，为研究王城岗古城的性质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王城岗古城是不是夏代城？是不是禹都或禹居的阳城？这些问题一直在安金槐的脑海中翻腾。据当地人说，王城岗的名称是一代代的人传下来的，此说应有来历。现在的考古发现，又与文献中所记禹的阳城在箕山阴和嵩山阳相合，王城岗古城正好在箕山北边和嵩山南边，在古城的近处有颍河和五渡河流过。再算算夏禹的纪年，大约在距今4200—4100年间，而王城岗古城的年代约为4100年。这些恐怕不是一般的巧合。一个大胆的假设在他脑子里萌生了，这可能是禹的阳城。

1977年冬，在登封举行了夏文化学术讨论会，专家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考察了王城岗古城的发掘现场，并对古城的发掘收获给以积极的评价和肯定。

安金槐为了慎重起见，仍埋头工作，直到1983年才在《文物》上发表了初步研究成果。王城岗古城的发现与研究，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并引起热烈的讨论。1992年，《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报告出版了。尽管如此，对王城岗古城的研究并没有结束。它究竟是不是禹之阳城，学术界也还在讨论。

但是，它发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却丝毫未被 忽视。因为它毕竟是河南发掘出的第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在它之后，龙山文化古城不断发现。1979年，发现淮阳平粮台古城。1986年发现郾城郝家台古城。1992年发现辉县孟庄古城。这些年来，在其他省也不断发现龙山文化古城，如山东省的一系列发现，内蒙的一系列发现等等。

如果说安金槐首先发现了商城，拉开了商代城址考古的序幕；还是他又发现了龙山古城，寻找到一条由古城探索夏文化的路。与第一座商城的发现一样，第—座龙山古城的发现同样带出了一系列的新发现。由城址研究商文化，到从城址寻找夏文化，这不能不说是找到一条通过考古研究夏、商史的新路。

1981年，原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更名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金槐出任第一任所长。这年他正好60岁。60岁对一个人来说已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可对于他却是一个生机勃发的年龄。

作为领导，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首先要品德作风好，其次要业务硬，有了第—条当领导才能站住脚，有了第二条才能当好领导。作领导的更要学会做人。关于做人的原则他以为：第一不贪污，不占公家的便宜；第二不做违法乱纪的事；第三工作要走在前头。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身体力行这样做的。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设成今天这个规模，是很不容易的，特别在建所的初期，任务繁重而艰巨。安金槐带领全所同志，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起了一幢5层的办公大楼，一幢5层的家属楼也拔地而起。各种配套设施逐步到位。省文物所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

安金槐不仅为研究所的发展倾注了许多心血，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而且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感到研究所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人员的素质，所以他认为育人的工作不仅是责任重大，而且责无旁贷。

早在他担任省文物队领导期间，就不仅 注意领导班子的团结，而且注意对人才的培养，敢于给同志压担子，让他们到田野考古第一线去锻炼。考古工地或工作站大都远离单位，每个考古工地人虽不多，但作为工地的负责人，要管业务、管行政，还要管经济、管人。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很能磨炼人的，有利于人才的成长。当发掘任务完成后，他又帮着同志拟报告提纲。报告稿子写出来后，他还帮着修改，促使报告早日发表。他还针对每个同志的爱好和兴趣，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使之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省文物所的好多同志，后来都陆续走上不同的领导岗位或成为各单位的业务骨干。他在任研究所所长以后，仍然注重培养人，使一批中青年脱颖而出，成为研究所的业务骨干或年轻的领导。安金槐的这种从实践中培养人的方法，得到组织上的肯定，也受到同志们的赞扬。人们说省文物队和研究所是文物考古干部的摇篮，这也许是对安金槐最好的褒奖。

培养人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是健康。1978年，安金槐受命办—个全省的考古训练班，在淮阳考古工地实习的一个多月里，他白天带学员在工地上发掘，晚上还要给学员讲三四个小时的课。就是铁打的人也经不起这般的熬，何况对于—位年近花甲的人。训练班的工作圆满完成了，可他—回到郑州就病倒了，患心肌梗塞进了医院。

80年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举办文化部文物局郑州文物干部训练班，后改为郑州培训中心。安金槐出任该中心的负责人。十几年来，共举办全国招生的训练班和大专班、中专班8次，培训人员305人；在河南省范围内招生的训练班7次，培训人员460人。至今已有不少经过培训和学习的同志，成为各地文物、考古单位里的骨干或领导。记得他刚从大学毕业时，曾短时间地当过教师，没想到几十年以后，他竟意外地圆了一个教师的梦。

1984年，安金槐退居二线，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尽管如此，他身上担子并未减轻，工作时间表依然排得满满的，生活还是那样紧张而充实。

安金愧曾长期担任省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六届和七届委员，还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考古组委员、河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等职。对待繁重的社会活动，他常对同志们说：“要我当全国协委员，是党和国家给我的最高荣誉和最大的政治待遇”。对其他的兼职，他也看作是学术界对他的信任和尊重。所以，他本着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精神，本着对学术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努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1990年，安金槐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与几位专家一起前往河南永城芒砀山视察文物保护工作，当发现汉代梁国王陵的文物破坏严重时，立即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解决。新华社记者据此写了“保护刻不容缓，古墓危在旦夕”的内参，引起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家文物局的重视，及时安排文物部门前往发掘保护，使芒砀山梁国王陵的发掘获重大收获，被评为1994年和“八五”期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他为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一个人如果把工作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往往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如果将自己所热爱的工作视为要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就能够从中得到最大的幸福。安金槐正是最幸福的人。他常说：“趁现在我眼力和脑力还管用，要把经我手的考古工作完成，对工作有个完满的交待，这才对得起后来人。”他不仅仅这样说，而且正努力地实现着自己的诺言。1992年《登封王城岗与阳城》一书出版，同年《中国考古》出版，1993年《密县打虎亭汉墓》，1994年《中国陶瓷》出版。已送交出版社的书稿还有《中国美术全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卷》、《中国美术全集•夏商周陶瓷卷》。他就像不知疲倦的老黄牛，默默无闻地辛勤耕耘在考古的田野里。

谈起事业有成与家庭的支持，安金槐深有感触地说：“我所以能有些成就，是老伴的支持分不开的．多少个寒来暑往，都是她操持着家务，不让我为家事分一点心。这是我事业成功的保证，更使我的福份”。

人生七十古来稀，历经沧桑的安金槐，他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就象是一颗颗闪光的钻石，有着恒久的价值。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曾亲眼目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衰败的样子。他热爱新中国，希望中国更加繁荣、富强，渴望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他将对祖国的挚爱，投入到他所衷爱的考古工作中去，以踏踏实实的工作，为祖国的发展和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安金槐为文物考古事业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他所作的贡献，得到了文物考古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按理说，功成名就的他应该享享清福，平静地安度幸福的晚年。可是他却不这样想，他要抓紧有生之年的一切时间，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拼命地工作。前不久，单位在别的地方买了一些新房，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他完全可以搬到新房去。可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他竟不肯搬家，宁愿留在已住了十多年的老房子里。有人以为现在单位的地皮是经他手买的，不少房子也是他张罗盖的，他对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怀着深深的感情，所以不想搬。这只说对了一点。其实，他是怕搬进新居，远离单位，每天到办公室工作就不方便了。平时有汽车接送他上下班，但到了星期天、节假日怎么办?他一天也离不开办公室，离不开他所醉心的工作。他感到，只要一坐进办公室，就进入了角色，什么杂念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专心致志的工作。家人们为了动员他搬新房，还特意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但终究未能说服他。当一个人将事业视为自己生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比事业更可贵、更值得珍视呢!

对安金槐来说，现在感觉最深刻的唯有时间的宝贵和紧迫。在他的办公桌上摊开着正在编写的《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总报告稿。这是将1953年至1985年间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资料全部进行整理编写。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甚或是充裕的，但对正与时间赛跑的安金槐却又是那样紧张和吝啬。他觉得，如果想更多地占有时间，只有更好地争取时间、利用时间。

1996年5月，在北京，作为全国2l位专家中的一员，安金槐先生从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手中接过大红色的聘书，担负起了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这一工程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理清了先秦历史的起承转合和发展脉络，填补了我国古代纪年的一段空白，制定了迄今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代表，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同时，该工程的顺利完成也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交叉学科共同研究的范式。

2001年7月5日凌晨4时30分，安金槐先生在郑州逝世，享年81岁。

安金槐先生在考古学研究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和郑州商城说的提出，开创了商代城市研究的先河；

50年代末、60年代初，郑州商代瓷器的发现，将中国陶瓷起源时间提早了1000多年；

70年代在登封王城岗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并提出了王城岗龙山文化古城即禹都阳城说，揭开了龙山文化时期古城研究的序幕。著有《郑州二里岗》、《巩县石窟寺》、《中国陶瓷史》、《登封王城岗与阳城》、《中国考古》等多部专著，是河南乃至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夏商考古和原始瓷器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