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

发布时间：2012-07-02 00:58:00 点击：588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号为敬，后人也称为管敬仲，嵩山南麓颍上（今河南登封）人，出生年月不详，卒于公元前645年，春秋初期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思想的先驱人物，被齐桓公尊为仲父，有“春秋第一贤相”之誉。2005年，管仲被评为登封市十大历史名人。

《史记》记载管仲是“颍上人”，出生于颍上河（今君召乡红石头沟眼干河） 。“颍上”一指颍水的上游，二指颍邑，登封是颍水的发源地，春秋时的颍邑属周，其治所就在今河南登封市东南。“上”是一种习惯说法，位于相对较低地方的人，称相对较高的地方就是“上”，如坝上、塬上、岗上、河上等，颍邑位于嵩山地区，地势较高，故称颍邑为“颍上”。再者，管姓的发源地是郑州，周武王灭商后，封三弟叔鲜于管国（今河南郑州一带），称管叔，其子孙便以管为姓。后来周穆王又有庶子封于管，后代也以管为姓。管仲是穆王庶子的后人，因此管仲即是登封人。

管仲从小生长在郑国，家境贫寒，早年即靠经商维持生活。后来管仲在齐国结识了有钱的鲍叔牙，二人合伙做买卖。大抵是鲍叔牙出资金，管仲经营。赚来的钱，管仲总要私自多分一些，鲍叔牙知他家贫，并不与之计较。公元前676年，齐国公子无知发动内乱，诸公子纷纷逃往国外。鲍叔牙跟随 公子小白到了莒国，管仲和召忽跟随公子纠到了鲁国。第二年，公子无知被杀，齐国内乱平定，鲁国派兵送公子纠回齐。但是，公子小白却先到齐国一步，当了国君，他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齐桓公调动齐国军队，打败了鲁国军队。鲍叔牙带领军队逼近鲁国，鲁国被迫杀公子纠以求和，管仲则被囚回齐国。到了齐地堂阜，鲍叔牙就把他释放了，并回去告诉齐桓公说：“管夷吾治理国家的本领比我高明得多，可以让他担任相国。齐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话，释去旧怨，任命管仲为卿。

管仲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四十年，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实行改革，富国强兵，“九合诸侯 ，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管仲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则国安矣。”意即对旧法不能简单地革除、废弃，而是要选择那些合适的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对老百姓主要是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对那些地位较高的贵族则要尊重和依靠他们。管仲对内实行的政治经济变革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发展工商渔盐铁业，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按土地好坏分等征赋；二是 “作内政而寓军令”，寓兵于民，扩大兵源；三是制定选拔人才的制度，举贤任能，士经三次审选，可为“上卿之赞(辅助)”。四是分国都为十五市乡和六工商乡，分鄙野为五属，设各级官吏管理。管仲还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并把礼、义、廉 、耻看作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以威治民，是管仲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张。管仲认为民只有“畏威如疾”，国家才好治理，因此他提出治政用民要均平相当，把法度作为民的行为规范标准，用赏赐的办法鼓励人们归正，用刑罚纠正偏颇，使社会秩序如同老少关系一样有序。对于君主，他主张君主既要掌握民的生、杀、贫、富、贵、贱的六柄，又要谨慎使用这些权力，这样才能做到老少友爱有序，树立起让民服气、服从的君威。管仲的改革实践和成果，使他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很高的名望。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自姜太公被封于齐后，齐国纺织业、渔业、晒盐等手工业生产已有所发展；但是地处海隅，商业流通不畅，影响了齐国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所以，管仲治理齐国，把发展工商业放在首要地位；并且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上来看待农业生产和改革农业生产关系。他主张“因其天材地利之所生，养其人，以畜六畜”、“务在四时，守其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僻莱则民留处” 。因此他大力推选行开荒田、发展畜牧、解决劳动力不足等政策，他废除了齐国原来的 “公田制”，使土地归私人占有，以便于鼓励开荒扩大耕地。针对当进普遍存在的违反农时的现象，重申“无夺民时”的主张。管仲还提出“山泽各致其时”和“牺牲不略”，主张保护和合理使用自然资源，限制乱宰杀牲畜以利牲畜成长繁殖。

管仲主张对四民即士、农、工、商四种人，应依靠权力与行政手段使他们“分居定业”，因此对于“农”人，他规定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把整个齐国分为五属。他还把齐国分为六个“工商乡 ”，十五个“士乡”。管仲认为分居定业可以使各业人员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有利于同行业的技术交流和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本行业的经验的继承和传授，更可使人们各安其业而不致引起思想混乱而威胁到统治秩序。为了照顾原来士族的既得利益，他规定各士乡仍旧归原来分封的士族土地所有者管理；并且规定在他所分封的地区内，包括新开辟的田地在内，可以征收一定的田赋作为他们的“食禄”。这就是“ 食田制”、“食邑制”。农民虽有了自己的固定耕种的土地，但仍需向士族交纳“地租”， 并且在人身上仍然依附于他们。这样，管仲就不自觉地将社会由奴隶制推向封建农奴制的前进道路上了。

强兵在管仲政治主张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管仲主张把以军职为业的“士”重新组织起来，专门从事军事。废除了村社，建立了士乡以后，管仲便对农民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编户制”。他规定五家为一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有“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有“乡良人”。作战时，每家出一人当兵；五人为伍；十伍为小戎；四小戎为卒；十卒为旅。伍、小戎、卒、旅分别和轨、里、连、乡相当。五族(乡)为军；全国十五士乡共分三军，齐国君和上卿国子、高子各领一军。农民不但在作战时要受士大夫分别担任的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的率领，就是在平时也要受他们的管辖。在这种组织中，“居同乐，乐得同和，死同哀”，这种行政与军事的结合，“夫军令则寄内政矣”。同时又实行以武器赎罪的办法，增加武器装备，根据罪的大小，赎以犀甲、戟、盾、金、矢等，齐国因而“甲兵大足”。

“士乡”的农民负担重，平时管理很严格；但是，处于六个“工商乡”的工商业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与“士乡”分开后，便从士族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平时既不向士族交纳赋税和服役，战时也不当兵。他们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工商乡”里，任意从事各种工商业经营，仅需交一部分利润给国家就行了。民十君三，也就是征收百分之三十的“所得税”，此外什么负担都没有。与农民的赋税比较起来，轻得多了。管仲还设有盐官、铁官，专门管理盐、铁经营方面行政事务，并由国家掌握市场和物价。这样，就达到既鼓励了工商业发展，也保障了包括统治集团在内的消费者的利益。从表面上来看，管仲的改革，虽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但由于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生产发展了，“工商乡” (即城镇)的农产品的生活消费量增加了，长途贩运的商业兴盛，又形成了农产品的大量输出，远销各诸侯国，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在管仲之前，中国还处于众多的大小诸侯国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的状态。这些国家的国境线上，到处设有关卡，征收过境税；加上征伐无时，道路不靖；对于迅速兴起的经营工商业者至为不利。他们迫切要求平息战争， 打开国界，使商旅到处得以通行无阻。因此而产生的大一统思想，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澎湃的社会思潮。管仲便是这一新兴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史载管仲佐齐桓公，吞并了谭、遂等三十五个诸侯国，统一了整个山东半岛。这对于齐国发展以盐、铁为主的工商业经营，实现几百年间国家的富强康乐，起了决定的作用。他九合诸侯、兵车相会。根据《春秋 》记载，当时与齐国会盟的国家，共有鲁、邾、滕、曹、卫、滑、邢、周、郑、许、宋、陈 、蔡、江、黄等十五国，遍及今山东、河南二省。通过会盟，加深了与这些国家的往来，为齐国的工商业经营拓开了市场。他佐齐桓公南征蔡、楚，北伐山戎，广泛地传播了中原一带的先进文化，也为打通南北商业通道，开阔新的商业领域，作出了重大的成就。孔子曾盛赞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足见管仲的功绩，在春秋时代就已名重一时了。这一切都为齐国的商业以至工农业的大发展打通了道路。管仲时，齐国“士乡”人口一共才三万户；但是，到了战国时，仅临淄城就达七万户，且 “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入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可见管仲在当时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其作用和影响是如何之大了。

然而，管仲最为后世所称道的显赫功绩，还在于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由于西周被犬戎灭掉后，南夷、北狄横行中原，在各诸侯国群龙无首之际，管仲提出的在内富国强兵，外尊王室，联合诸侯，共同攘夷的主张极其符合各国诸侯的要求，最终协助齐桓公成就了一匡天下的霸业。

管仲的功业和思想对中国后来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实际上，管仲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位重商主义者。在诸子百家中，管仲是法家的先声人物，同时他还应该称为“商家”。在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有一批人主张通过变法或方法途径促进和顺应历史变化，用变法来解决和处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管仲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管仲的思想和实践为法家学说的创立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因此后世的法家都以管仲为宗，两千六百年来不断受到后人的重视，并且加以沿用和借鉴。在商鞅、王安石等人的变法主张中，都可以寻绎出管仲的思想脉络。不仅是法家，管仲的功业和思想也为儒家所称道。管仲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名相，是历史上宰相的楷模之一。

明嘉靖本《登封县志》，即把管仲列为乡贤，管仲也被供奉在登封县学乡贤祠。明代唐枢在其《嵩游记》中也有“乃入登封县，访管仲、颍考叔旧里”的记载。而现在登封人还常说一句话：“看你都能出管子了。”